[13]因此它与前述全面修改不同，而被称为部分修改或者局部修改。

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政党内部结构、政党自身建设等实现宪法的民主目标，这种结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体现得十分显著。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中批评过去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

政党治理与政党的自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不同的观察视角。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逻辑框架和制度建构均能够从宪法中获取资源。党内政治生活是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党的政治纪律是党中央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战斗性、组织的严密性的重要保证，而党内监督覆盖党内的法与德、党员的言与行。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他说：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在条文中不好写。可见，党内监督的目标十分明确，内容非常宽泛。张千帆，2008，《宪法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美国联邦宪法利用分权原则和联邦主义在限制政党上做出了大量制度安排（程迈：2012）。他说：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在条文中不好写。麦迪逊意识到：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它能保证我们正在寻求的矫正工作。宪法发展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宪法内涵的变迁，也指涉宪法秩序的完善（Besso， 2003：117-148）。

中国正在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民主形式和政治结构，我们所面对的政党问题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宪法法律对党内法规体系的控制，而此种控制结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模式的新发展。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2013，《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运用宪法工程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打通党建理论与宪法和法治理论，以党建工程带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工程。③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它背后的制度逻辑是政治活力依赖民主，依赖广大党员的支持，依赖人民群众的智慧。

迪特儿·格林，2010，《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从宪法的角度看，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逻辑和法治逻辑共同作用于政党内部治理，形成一整套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的管党治党制度、规范和秩序。⑦强化党内监督，对执政党来说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几乎可以辐射到所有权力的运行，涵盖所有国家机关与国家工作人员。这对我们现下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承担执政责任，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具有更为宽泛意义的宪法功能。这正是全面从严治党所辐射出来的宏大研究意义。

政党内部治理如何从宪法中获得依据和资源——如何将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则贯彻其中，政党又如何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体现宪法功能、发挥宪法效力——如何在宪法之下拟定政策、解释、建造乃至改革宪法，这些正是宪法工程的作用领域。政党受到的宪法约束，以及政党对宪法秩序的反作用，既要立足于分析宪法制度设计的功效逻辑，也包括了宪法如何作为规则、程序、动力机制引导和激励政党实现其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难解释。宪法确立的政党国具有内外双重意义，首要表现是政党在国家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6）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其中，消除党争原因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党纪并非只用于监督，也是政党结构、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Kam， 2009：21-37）。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政治运动，也要建立起制度化的民主路径，让政党核心和重要的权力、利益和任务实现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具体来说：其一，新形势下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政党的主要特征、地位以及党内民主的要求，希望实现政党的良性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规范运作。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的宪法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输入了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吸收宪法资源用于党的自身建设。

然而，这些不同观点并没有全面揭示宪法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尤其是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所立足的深厚的政治结构基础和推动宪法发展的意义。（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共和国的代议制原则与分权体制可以控制党争，因为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政党治理与政党的自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不同的观察视角。而回答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基础，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康拉德·黑塞，2006，《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则贯彻到党的自身建设之中，又通过党的建设推动宪法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果写在条文里，有人信仰宗教、唯心主义，不就违反宪法了吗？在‘序言中不是写主张，而是写历史事实。

⑤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不难得出结论，党内监督作用于行使或影响权力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而发挥宪制性功能。

候选人挑选制度必须符合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程序。执政要依法，就包括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之内活动。

这种研究是在宪法工程学的视角下展开的。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政党应公开说明其经费与财产之来源与使用。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具体来说：其一，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

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组织和纪律凝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形成无穷的战斗力。因此，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充分调动党的内部政治运作机制尤其是民主机制，它体现了民主的逻辑。

这个视角有助于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意义，也体现了党的自身建设的外部性——将宪制性资源引入其中，从而使其发挥宪制性作用。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涵盖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发挥代表作用、吸纳代表范畴、容忍代表行为范围的变迁，厚植党的政治基础。